海瑞看出了王锡爵的“言下之意”，无非是警告自己，江南豪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这些家族大多都有族人身在官场，自己动一个就是动一群，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
其所言自然当真，只是……那又如何？
“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我海瑞光明一生，只有不敢违背之德，何曾有不敢开罪之人！
收好王锡爵的书信，海瑞挺直了本因年老而微微佝偻的腰背，傲然如二十一年前他写下《治安疏》时一般。
生死虽重，于我鸿毛；贞洁虽轻，于我泰山。
尔辈上蔽天子圣聪，下夺百姓口食，欺天罔地，背理昧心。凡有一二良官善类在朝，欲明察纠治，尔辈则群起攻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岂独尔辈专之！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海瑞一怒，乌纱遍地。王锡爵这封信，成功激起了海瑞的怒火，南察一事，已有波及天下之虞。
然而，海瑞没有思及之处在于，他的脾性如何，天下谁人不知？
至少，高务实与王锡爵是必然深知的。
正因如此，高务实的信中虽不言德，处处言德；正因如此，王锡爵的信中虽不言势，处处言势。
事实上，高务实也好，王锡爵也罢，两封信虽然看似完全南辕北辙，其实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海瑞来一次“大闹天宫”。
但高务实目的在此，这般做可以理解。王锡爵利益攸关，为何也要这般激怒于他？
其实，王锡爵这次的做法，相比于隆庆四年初的那一次，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隆庆四年那一次，海瑞的主要目标是徐阶，他王锡爵不过是个刚刚冒头的官场小辈，自然乐得让徐阶去扛下海刚峰的利刃，他自己则老老实实躲在后头看戏。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过：“私揭一事，向多阳禁而阴用之”，道出了掌察官员对于诬告揭帖的无奈。
虽然“朝廷以耳目寄之言官，许以风闻”，但不少官员却借京察之机、冒风闻之名，打击中伤同僚，以图避免自身被黜。
因为京察之时，“各衙门皆须有人。如此衙门己有人矣，遂不复动，曰：难为他衙门也。如彼衙门无人，亦必以人实之，曰：奈何空此衙门也”。故一旦中伤同僚的目的达到，部分不法之官员便可逍遥于法纪之外。
“各衙门皆须有人”的意思，就是每个衙门都肯定会有人被黜落，如先已有人被黜落了，剩下的人就安全了——至少安全多了。
虽然明廷不罪风闻之人，但一旦诬告被人知晓，虽假风闻之名，终不为美。故匿名揭帖便横行一时，这亦是京察之前众多言官反复论列的主要议题之一。
不过，这一条倒不是王锡爵打算用来对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条。
第二条便是惧察官员还能于此时论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处。
因为京察是有关官员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经黜落，便当离任”，且在直到万历后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旦因京察而离任，便“永不叙用”，故部分不职官员便事先弹劾掌察之人，以图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诬陷主察之人的发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时任内阁辅臣张瑰因在大礼议中积极支持世宗，“抗举朝四五年”，故与在廷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届期之际上疏自陈，诬陷主察官员或有“阴树朋奸，公伤善类”之举，乞求皇帝的庇护。
然以辅臣诬告掌察官员，毕竟为一时之特例。但在原历史上，直到万历后期，品级较低的言官对掌察官员的诬陷则经常出现。
如万历二十七年，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因“依附吕坤之门墙，不顾名义”而为士论所薄，他担心于京察被黜，故“讧户部侍郎张养蒙等，挟吏部以避计典”——计典、大计等词，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启二年，“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其中虽有党争的意气，但却与前例相同，皆为言官诬告掌察之人。
与此类似的，还有诬陷给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因担心掌翰林院事王图(万历十一年进士)在考语中注其下考，便指使御史金明时，弹劾其堂上官王图之子贪污，欲坐王图纵子行凶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值此大难当前之际，既然已有“习俗”在先，王锡爵自然不吝一试，只要海瑞在南京摆出一副要“一网打尽”的姿态出来，王锡爵这边马上就能行动。
为此，王锡爵在他写给海瑞的信送到南京之时，还有一大波的私函已经寄到了江南各地。不止是王锡爵，申时行的信也同样不少。两位阁老大人不辞辛苦，不仅亲笔写了大把私函，府中幕僚代笔的信件更是数不胜数，其目的都是一样的。
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视，高务实自然也不会只给海瑞写封信就完事，他那边同样也做出了许多相应的布置。
两派首脑虽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势力犹如触角一般，已经抢先“激活”，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而因为时间关系，尤其是公文传递的原因，北察一贯早于南察，所以在海瑞召集相关人手开始布置工作安排的时刻，北察已经如火如荼地进入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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