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阿尔弗雷多特使不能认可木萨利的行为只是“看家护院”，因为在特使先生的眼中，边境军演这种行为等同于发出战争威胁。
高瑞雏的“高举和平大旗”并不能掩盖木萨利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葡萄牙马六甲总督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暹南地区的武装力量堪称强大，拥有定南警备军第四镇及暹南独立守备师(镇)两个镇级编制。
定南警备军第四镇是“定南五镇”之一，满编高达12700余人，实际满编。全镇拥有两个标准步兵协、三个独立炮兵标、一个独立骑兵标，以及两个工兵营。
这支部队被马六甲总督府视为其最大的陆上威胁，因为他们是一支标准的野战部队，拥有数量众多的火炮，包括京华称之为“二号炮”的陆军最大火炮，攻城能力可想而知的强大。
而暹南独立守备师同样是镇级单位，之所以用“师”区分“镇”，听说是由于目前京华以镇为标准军队配置，师则作为辅助力量存在——以镇守当地为主，特别训练过城市卫戍、城市攻防战等。
不过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野外作战能力，相关的野战训练一样是有的，只是训练强度略低于警备军，且配备的火炮明显少于警备军，但他们仍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快速补充“镇”级警备军编制。
暹南独立守备师的人员编制略小于镇，全师编制目前为9000余人。其编制相比定南警备军第四镇要简单得多，为两个步兵协和两个工兵营。
也就是说，光是在暹南地区——即马来半岛北部，京华就屯兵22000人左右。参考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情况来看，当前的马六甲总督府面对这支大军根本毫无胜算。
马六甲总督在写给果阿总督的信中悲观地表示：“……请您了解我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如果在现有力量对比不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不幸(与暹罗)发生战争，我能为葡萄牙王国做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尽量保证马六甲城不会在攻城战爆发的当日宣告陷落。”
果阿总督对此当然十分震惊，但他也知道，葡萄牙在亚洲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印度地区，在远东方面实力有限。
可是，马六甲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因为它是葡萄牙与包括大明在内的远东各国各地区贸易的枢纽。中国的丝绸与瓷器，香料群岛的丁香、豆蔻、胡椒、龙涎香，日本的火药原料(没错，葡萄牙也在日本买硫磺)等商品，每一个都至关重要，葡萄牙根本不能放弃。
尤其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极易被忽视的情况，就是葡萄牙对日本的贸易重要性与文化渗透问题。
本世纪(16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大明和朝鲜。
四十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事实上从四十年代起，他们同欧洲人的接触就开始了。
日本天文12年(1543年)，一艘原打算开往大明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的关系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后世属鹿儿岛县)，船上的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州人。
该岛岛主种子岛时尧(种子岛是他的姓，也即苗字)用2000两白银的高价买得2支葡萄牙步枪，并迅即学会使用和制造它的方法。
这种新式武器很快传遍日本各地，为战国大名所喜爱。不久，和泉的界、纪伊的根来和近江的国友等城市便以生产枪支驰名，这种火绳枪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铁炮”。
枪支的使用，使当时靠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原始武器作战的战术为之一变，作战主力改骑兵为步兵(日本名为“足轻”)。
如果稍稍溯源，那么大概要从公元1510年说起，葡萄牙人在那一年侵占印度果阿之后不久，就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随之占领大部分巽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并相继来到大明的广州和宁波。1553年，葡萄牙逞强不成改示弱，以欺骗和行贿为手段强占大明地方官员认为“无用之地”的澳门。
葡萄牙人船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日本的，1543年后陆续驶进九州港口。他们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日本、南洋、大明和印度间获利甚巨的亚洲居间贸易，把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南洋的香料(丁香、豆蔻、胡椒、龙涎香等)运进日本，从日本赚取大量白银并运出刀剑、铜、海产品、漆器等货物。
企图获得贸易利益的日本九州大名欢迎葡萄牙人来到自己领地贸易，肥前的平户、长崎与丰后的府内(后世大分县)等地，便成了此种所谓“南蛮贸易”的中心。
日本天正6年(1578年)葡萄牙船又进入相模的三崎，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除大名外，京都、界、博多等地商人也加入同葡萄牙人贸易的行列。天正12年(1584)，西班牙的船只也来到平户。
在原历史中，这些贸易一直比较顺利，直到后来需要给郑芝龙缴纳过路费时才基本被荷兰人所取代。
不过在这一世界，他们的生意很早就受到了牵制。由于京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在闽海海盗联军被京华舰队一举歼灭之后，葡萄牙人提前享受了“缴纳过路费”的待遇。
但即便是要缴纳过路费，葡萄牙人依然对这条贸易线保持了极大的兴趣。一来是因为京华的过路费收得并不算苛刻，葡萄牙人的生意利润又足够大，完全没有理由放弃。二来则是因为天主教的传播问题。
葡萄牙船来航日本后数年，即日本天文18年(公元1549年)，天主教传到日本。第一个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的耶酥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于1549年到达日本后，先在鹿儿岛，继在山口、丰后传教，也到过平户、界和京都，两年后离开日本。日本人称他传入的天主教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葡萄牙语eriyasu(西班牙语medias，针织品)等。
这一点同西方文化初传入中国时只停留在宫廷及官员、士人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点甚至引起了京华内务部的关注，有一名乔装为京华大坂所设商行二掌柜的谍报人员曾经上报过此事，提出：“海贸同盟切掐断南蛮贸易，并将葡人之角色取而代之，以维持同盟对日本贸易之绝对垄断。”
数月之后，一封落款处盖着竖长矩形“见心斋”三字印鉴的回函给了他批复：着详查核论以报。
一共只有七个字，却让此人振奋异常。因为，以京华内部的规矩而言，他这个身份上报的事情，通常回函都只是盖着“白玉楼畔”这四个字的印鉴——白玉楼畔，那是黑颇为有效，既然如此，佩德罗认为只要照旧行事就是了。
“示弱么……”阿尔弗雷多皱眉道：“为了王国的利益，我不介意说出一些违心的赞美之词，甚至低声下气地请求对方恩赐。但是佩德罗，你能肯定高孟男阁下能够代表京华公司与我们签订一份具有保障性的合约么？”
“特使先生，我不清楚高孟男阁下的签字是否一定有效，但我想，如果您仍不放心的话，可以要求——哦不，是请求——请求黄芷汀女爵阁下来签字。
据我了解，她曾经代表京华公司与暹罗国王摩诃·坦马罗阇陛下签订了一份《黄芷汀条约》，该条约实际上将京华公司置于暹罗国王之上，使京华公司成为暹罗的王上之王。
据此，我认为既然她有权签订如此重要的条约，其在京华公司内部，或者说在高务实阁下面前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也就意味着，她同样有权签订一份被京华公司承认及切实遵守的马六甲通航条约。”
“您说的有道理……”阿尔弗雷多似乎并无多少欣喜，反而有些情绪低落，垂下头，小声道：“但这意味着我们或许要将至关重要的马六甲城拱手相让，并将航行顺利的希望寄托在京华公司能够遵守协议之上。老实说，我对此很不喜欢，也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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