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
来自四面八方的吊唁使臣，如同百川归海般涌向圣洲大明的京师。
诸夏各国的使团络绎不绝。
炎明的第五任皇帝朱佑楠亲自下达了最隆重的哀悼令，派遣太子作为正使，携带着极其丰厚的祭品，漂洋过海、日夜兼程赶赴圣洲。
神洲大明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派出了兴王朱佑杬作为正使，心腹张永作为副使，携带祭品乘船赶赴圣洲。
而圣洲海外藩国的各藩国王，也纷纷放下手中的政务，派出世子与重臣入京。
不仅是圣洲的海外藩国，炎明、大明的海外藩国同样被这场国丧所牵动。
那些远隔重洋的南洋王国、欧洲王国等海外亲藩，以及圣明在欧洲的附属国，在收到丧报的第一时间，便派出了各自的世子作为吊唁使臣。
他们乘坐着蒸汽海船或飞剪船或普通帆船，跨越万里波涛，只为在圣皇的灵前表达最深沉的哀思与臣服。
而在所有前来奔丧的人群中，最为庞大、也最为震撼的，莫过于朱高燧的直系血脉。
朱高燧一生开枝散叶，生命力极其旺盛。
直到他驾崩之时，这世上仍有七十多名选择成为圣明内王的儿子活在世上。
这七十多位圣明内王，年纪最小的已经三十九岁了。
他们在接到丧报后，无不痛哭流涕，星夜兼程地赶赴京师。
跟随着他们一同入京的，是朱高燧的上千名孙子，以及多达数万名的曾孙子。
当这支浩浩荡荡的皇室宗亲队伍踏入京师时，整个京城都为之震撼。
从城门到神农宫外的十里长街，黑压压的人群绵延不绝。
他们皆披麻戴孝，身着素缟，随着礼官的唱喏，如潮水般叩首恸哭。
那震天的哭声，仿佛要将这天地都撕裂，尽显圣明皇家百年来繁衍生息的无上哀荣。
在这长达数月的国丧期里，朱见沛与太子朱佑枢始终保持着极度的克制与冷静。
景和十四年五月初九。
天清气朗，万里无云。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国丧与哀悼后，圣皇朱高燧终于迎来了入土为安的日子。
当日上午，圣明京师内外缟素，哀乐低回。
皇帝朱见沛身着斩衰重孝，面容悲戚而肃穆，亲自率领文武百官与皇室宗亲，护送朱高燧的梓宫前往天枢陵。
一路上，朱见沛步履沉重，数次驻足，尽显人子至孝。
随着沉重的梓宫在震天的礼炮声中缓缓沉入地宫，这位跨越了六个朝代、开创了圣明伟业的千古一帝，终于长眠于这片他亲手丈量并建设的土地之下。
至此，朱高燧大丧礼仪在物理层面上结束了。
从二月初八驾崩到五月初九日下葬，停灵仅三个月，不是五个月，也不是七个月，原因有三。
一是朱见沛遵照朱高燧的遗命，只停灵三个月，既给了海外藩王世子入京吊唁的时间，也可以避免久停生变。
二是天枢陵地宫早在乾熙年间时已基本完工，无需临时赶工。
当然，还有说法是朱高燧为了防备海外藩王借“吊唁”之名拖延时间、集结兵力，图谋不轨，或脱离朝廷，自立称帝。
总之，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停灵三个月不多不少，起码让真正想再见朱高燧遗容一面的“圣皇子孙”满足了心愿。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朱瞻堂驾崩后，其后宫妃嫔是否殉葬全凭自愿，而朱祁铭驾崩前留的遗命也是凭妃嫔自愿，不强迫。
由于朱高燧高寿，他的妃嫔全都死在了他的前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后宫嫔妃殉葬之事。
数日后。
梓宫落葬的尘埃刚刚落定，另一场关乎王朝礼法与传承的盛典便在圣明太庙内庄严展开。
景和帝朱见沛亲自主持朱高燧神主牌位的祔庙大典。
在庄严肃穆的太庙正殿内，檀香缭绕。
朱见沛双手稳稳托起那块象征着无上尊荣的神主牌位，在礼官高亢的唱喏声中，将其郑重地升入了太庙始祖之位，即“百世不迁，永居正中”。
《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这是周代确立的宗法正统标准，被后世王朝奉为立国礼制的基石。
也就是说，始封之君或开国皇帝，百世不迁，永居正中；之后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交替排列；左三昭、右三穆，共六世。
当新皇帝祔庙导致超过“三昭三穆”限额时，最远一代除始祖外的神主需迁出正殿，移入“祧庙”夹室隐藏，不再享受常规时享。
这种“祧迁制”强调“尊祖重统”，通过限制庙数维护宗法秩序，防止私亲泛滥干扰国家正统叙事。
朱元璋建国后严格遵循七庙制。
神洲大明的洪熙、宣德、正统朝均维持此制，即便仁宗、宣宗相继祔庙，也通过祧迁熙祖、仁祖等追尊先祖来保持“七庙”格局。
圣明太庙寝殿为“前堂后寝”的结构，这与神洲大明、炎洲大明制度一样。
虽然在乾熙初年，朱高燧尊朱棣为圣明世祖，但朱棣并非圣洲大明的开国皇帝。
朱高燧作为圣明的开国之君，理当按制在圣明太庙中占据始祖之位。
因此，在乾熙朝的时候，圣明太庙寝殿并没有始祖神主位，朱棣的世祖神主与朱元璋的太祖神主都被安置在太庙寝殿最北端的“四亲庙”专室，亦称“始祖以上四亲龛”。
朱高燧的父亲是朱棣，爷爷是朱元璋，而朱棣、朱元璋在圣明的庙号分别是世祖、太祖，再加上朱元璋追封的四位先祖中的德祖、懿祖的神主，共组成了“四亲”。
圣明中宗朱瞻堂驾崩后，神主入圣明太庙中，位于正中位之左，即东侧，符合“昭位在左”的礼制。
圣明显宗朱祁铭于景和初年祔庙后，居正中位之右，即西侧第一穆位。
如今朱高燧驾崩，其神主自然放在百世不迁的正中位。
至此，圣明太庙寝殿形成了“一祖二宗”的格局。
按制，朱高燧的定祖神主及圣明后世皇帝神主居于“寝”部分，而包括世祖、太祖在位的四位先祖的神主则被集中供奉于寝殿最北端、紧邻后墙的独立隔间内，形成一个坐北朝南、面朝太庙定祖神主背面的特殊祭祀单元。
对祭祀者而言，四位先祖神主在定祖神主的正后方。
而对神主自身而言，四亲神主面南，定祖神主亦面南，但二者分处不同进深。
有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何圣明世祖、太祖的神主，不与定祖朱高燧同处太庙寝殿的昭穆序列中，而是被安置在 “四亲庙”呢？
这一特殊安排，表面上看是照搬大明洪武年间“四亲庙”的规矩，实际上却是“尊祖重本”与“宗法礼制”的体现。
因为朱高燧的四位先祖均为追尊，生前并未实际统治圣洲大明，更不是继统之君。
按《周礼》，只有实际承嗣大统者方可入昭穆序列；追尊者虽享帝王尊号，但属“尊而不亲”，只能以“私亲”身份别祀。
就像大明永乐年间一样，若将四亲纳入昭穆，则大明德祖将成为“始祖”，大明太祖反降为“昭位”，这与朱元璋“肇基开国、百世不迁”的地位矛盾。
同理，朱高燧是圣明开国皇帝，他的神主肯定是摆在圣明太庙的“始祖”位子上。
所以，圣明太庙的四亲置于定祖之后，既表尊崇，又维护了定祖朱高燧作为圣明王朝实际起点的核心地位。
此制借鉴了唐宋“别庙祀先”传统，但简化为“同殿异室”，完全符合“七庙”的古制精神，即四亲一祖二宗。
等圣明后世皇帝的神主摆满“三昭三穆”之位，便是“一祖六宗”的新“七庙”格局，再往后有新的神主放入时，才会按制祧迁，始终保持“七庙”格局。
当出现兄弟相继为帝的情况时，唐朝的处理方式是不入正室，别立西室，只有祔享时才会临时并列。
谁能进正殿，取决于谁代表了皇位的“正统传承”，即以“统绪”定尊卑。
例如唐睿宗李旦的哥哥唐中宗李显先即位，但因为唐睿宗的儿子唐玄宗李隆基延续了唐朝法统，唐睿宗最终得以入太庙正室穆位，而唐中宗则一度被移出正殿，后经争议才重新调整。
所以，为了应对兄弟相继的情况，圣明与大明、炎明一样，定下的规矩皆是照搬唐制。
如明英宗朱祁镇与明代宗朱祁钰，因他们属于同一世代，即同为宣宗之子。
故而，朱见深上位后，当时照搬了唐制。
毕竟，昭穆位置上每一“世”只有一个正位，兄弟二人不能同时占据同一个昭位或穆位。
明英宗朱祁镇从其父明宣宗朱瞻基手中接下帝位法统，拥有正统的继承线，而且他有儿子朱见深继承帝位，最终他得以进入正殿的昭穆序列。
而作为明英宗弟弟的明代宗朱祁钰虽然也是皇帝，但因为其帝位法统传承断绝，神主最终被朱见深安置在太庙西室中。
只有在举行大型合祭时，包括明代宗朱祁钰神主在内的所有神主才会被请出，按昭穆次序临时排列受祭。
此时朱祁镇、朱祁钰兄弟俩的神主会在同一昭穆区域内按长幼排序，但这只是祭祀时的临时状态，并非日常供奉的常设位置。
假如未来圣明的帝位也出现兄弟相继，那么按照上述规矩执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