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 猎犬
姓名： 施特劳斯
年龄： 19岁（档案记录时间：18xx年12月）
籍贯： 伦敦东区，德国路德宗移民社区
加入时间： 18xx年秋
当前状态： 在编，活跃。长期担任雷奥·杜邦的战术搭档及贴身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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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档案的落笔，比计划中晚了一年。
不是因为我懒于记录，而是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看清楚施特劳斯这个人。
或者说，才真正确定——他不是药房派来的卧底。
我知道这个判断听起来很荒唐。
一个从资本豢养的私人武装里逃出来的少年，一路被追杀，辗转三个月，最后在走投无路之际被我的组织“恰好”救下——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渗透。
换了任何人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都会把这个人关起来审上三个月，然后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破绽之后，更加确信他就是一个破绽。
但我没有。
不是因为我看人比谁都准，而是因为我见过他呕吐的样子。
——那是后话。
让我从头说起。
我第一次听说施特劳斯这个名字，是在18xx年初夏。
那时候七弦会刚刚成形，远没有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情报网络。
格温娜维尔的电报线才搭上伦敦的几个关键节点，赛缪尔还在适应这座城市的气候，弗洛伦斯偶尔会接一些零散的刺杀任务来维持组织的运转。
我们就像一株刚刚破土的幼苗，根须还没有扎进泥土，随时可能被一场暴雨冲走。
就在那个时候，格温娜维尔找到我，说她注意到了一个人。
“一个孩子，”她说，眼睛里带着一种罕见的认真，“十六七岁，在伦敦东区活动。行动方式不像普通人。”
“怎么个不像法？”
“他被人追杀。”她顿了顿，“被一群很专业的人追杀。”
那时候我还没有建立起“来路不明的人一律不收”的原则。
或者说，那时候的七弦会还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格。
但我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兴趣，不是因为格温娜维尔的描述有多生动，而是因为她用了“专业”这个词。
在伦敦东区，被人追杀不是什么稀罕事。
欠了赌债的，惹了帮派的，睡了不该睡的人的——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在巷子里跑，每天都有几具尸体在沟渠里被发现。
但“被专业的人追杀”，这个描述本身就意味着：
被追杀的那个人，也不普通。
我让格温娜维尔继续盯着，但不要打草惊蛇。
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逃亡者，而是一个在绝境中依然能保持判断力的人——这样的人，才值得我出手。
接下来的三个月，格温娜维尔每隔几天就会给我送来一份简报。
有时候是施特劳斯的行踪记录，有时候是他和追击者交手的痕迹分析，有时候只是一句简短的评语：“还活着。”
就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要。
在那些“专业的人”的追杀下，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没有落脚点，没有支援，没有合法的身份，甚至没有一口像样的热饭——他活过了第一个月，又活过了第二个月，然后是第三个月。
他开始学聪明了。
不再试图联系领事馆，不再在同一个街区过夜，不再相信任何看起来“刚好”出现的善意。
他像一只被猎犬追了三天三夜的野兔，学会了在奔跑中思考，在绝境中计算。
我开始对他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但我没有立刻出手。
不是因为冷酷，而是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药房抛出来的饵。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了解到药房这个组织的运作方式——他们不是军队，不是政府，他们是资本豢养的猎犬，专门负责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商业间谍，政治暗杀，专利保护，还有……人体实验。
一个从这种地方逃出来的少年，身上可能带着任何东西。
毒药，追踪器，甚至是某种被深度催眠后植入的指令。
如果我贸然把他带回来，等于亲手把一颗炸弹放进自己的房子里。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我让七弦会切断了他所有的对外联络渠道。
他试图联系德国领事馆的那几次，都是我让人拦下来的。
不是阻止他，而是在他到达之前，让领事馆的人“恰好”不在，让他的信件“恰好”被退回，让他所有的求助都石沉大海。
我要看他被逼到绝路之后，会做什么选择。
是放弃？是回头？是向追杀他的人投降？还是——
他选了第四条路。
他藏起来了。
不是那种瑟瑟发抖地躲在某个地窖里的“藏”，而是把自己彻底融进了伦敦东区的泥沼里。
他换了一副面孔——不再是那个从开罗逃回来的、身上还带着处决任务余温的少年，而是一个沉默寡言、偶尔在码头打打零工的流浪汉。他不求助，不联络，不出头。
他像一颗被扔进河里的石子，沉到了最底部，让水面恢复平静，让追杀他的人以为他已经沉到了河底再也浮不上来。
但他没有沉。
他只是在等。
等水面彻底平静，等那些猎人撤走，等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的“机会”。
那一刻我决定，我要见他。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专业的追杀下活了三个月，能力已经不需要证明。
而是因为他的判断力。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跑，什么时候该藏，什么时候该安静地等。
这种本能，不是训练能给的，是骨子里带的。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霍夫曼。
霍夫曼是七弦会里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
他的易容术和声音模仿能力，让他可以变成任何人——一个醉汉，一个警察，一个路过的商人。
我需要他用一种“不像是邀请”的方式，把施特劳斯带到我的面前。
霍夫曼做到了。
那天晚上，施特劳斯被两个“流浪汉”堵在一条死巷里。
他不知道的是，那两个流浪汉是我的人，而霍夫曼扮演的“好心路人”，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把他从困境中“救”出来，然后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我的公寓。
这套把戏并不高明。
但当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三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之后，他不会去分辨“救命恩人”的真假。
他只会抓住那根伸过来的绳子，哪怕绳子的另一端拴着什么，他都不知道。
施特劳斯被带到我面前的时候，他的样子比我想象中更狼狈，也比我想象中更……安静。
他站在客厅中央，身上的衣服破旧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脸上有没来得及处理的擦伤，嘴唇干裂，颧骨高耸。
但他的眼睛在煤油灯下亮得惊人。
他没有看我身后的霍夫曼，没有看门口的方向，没有看任何一个可能的出口。
他只是看着我。
那种眼神我很熟悉。
那是一个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的人，在看最后一个变量。
“坐。”我说。
他没有坐。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
“不知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你知道把你带来的人是谁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知道。”
我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跟着一个陌生人走？”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锈：
“你们切断了我所有联络渠道。”
我的笑容僵了一瞬。
“德国领事馆，”他说，“我去了三次，三次都‘恰好’不在。我寄了四封信，四封都‘恰好’没到。我换过六个住处，每一次搬进去之后，附近的‘流浪汉’就会换一批面孔。”
他抬起头，那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你们不是偶然发现我的。你们一直在看我。”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霍夫曼站在门口，脸上的笑容还挂着，但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温度，手已经按在了腰间的枪上。
我挥了挥手，让他放松。
“你很聪明。”我说，“比我想象的更聪明。”
“那你想要什么？”他问，声音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奇特的疲惫，“你们花了三个月观察我，切断我所有的路，然后在这个时候把我带到这里。你们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知道的东西。”我说。
他愣了一下。
“你在药房里待了多久？”我问。
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你不需要告诉我细节，”我继续说，“你只需要告诉我——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的训练内容，他们的联络渠道，还有……他们用孤儿做了什么。”
沉默。
那沉默持续了很久。
我以为他会拒绝，或者他会讨价还价，或者他会问我凭什么相信他。
但他什么都没问。
他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然后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话：
“你会知道的。但我要先告诉你另一件事。”
“什么？”
“我杀过一个人。”他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不是任务。是一个女人。我的上级。她让我杀了她。我做了。”
他又顿了顿。
“然后我吐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
也许是试探，也许是坦诚，也许只是三个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之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需要一个出口。
但那一刻，我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不是药房派来的卧底。
因为卧底不会告诉你他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然后说他吐了。
施特劳斯加入七弦会之后，我在他的档案上留下了很多空白。
不是因为我懒，而是因为有些事情，不需要写下来。
比如他在药房里接受的那些训练——毒药抗性、格斗技术、心理塑造、忠诚度测试。
这些东西可以写，但写下来之后，看到这份档案的人会怎么想？
他们会看到一个被资本豢养的猎犬，一个从小就被训练成杀人机器的工具。
他们会对他产生两种情绪：恐惧，或者怜悯。
而这两种情绪，都会让他在七弦会里待不下去。
所以我选择了一些更委婉的表述。
“经系统毒药抗性训练”“擅长近身格斗及快速爆发制敌技术”——
这些词句是真的，但它们掩盖了那些训练背后的东西。
那些注射进他身体里的毒素，那些在黑暗中反复进行的心理测试，那些被植入他意识深处的忠诚指令。
这些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一份档案上。
但它们确实存在。
它们存在于他的每一次咳嗽里，存在于他偶尔发作的偏头痛里，存在于他喝完一杯酒之后会下意识地把杯子放在某个特定角度的习惯里。
这些东西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线，把他和过去连在一起，无论他跑得多远，那些线都不会断。
我唯一写在档案上的，是关于他父亲的那部分。
施特劳斯的父亲死于1880年，那一年他十岁。
官方说法是实验室火灾，醉酒操作失误。
但施特劳斯亲眼看见了真相——那不是火灾，是谋杀。
他的父亲掌握了新型合成毒素的配方，而那个配方，是拜耳公司和英国军需部同时想要的东西。
在双方的明枪暗箭中，一个没有靠山的化学技师，成了唯一的牺牲品。
十岁的施特劳斯躲在储藏室里，透过门缝，看见那些人把他的父亲拖走，然后点燃了实验室。
他看见了火焰吞噬一切的样子，看见了那些人在火光中离开的背影，看见了父亲留在桌上的那本笔记——那本他后来用命去换的笔记。
药房的人找到了他。
他们用那本笔记换他的命——“我们要他活着时没给的东西”。
一个十岁的孩子，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交出了笔记，然后被纳入了一个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组织。
后来，药房告诉他，他的父亲死于军方之手，药房“很愧疚没有保护好他”，所以“收养”了他。
施特劳斯说他信了。
但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眼神告诉我，他从头到尾都知道那是谎言。
“我需要信。”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说服自己，“如果我不信，我活不下去。”
我理解这种心理。
当你处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环境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服自己去相信那些谎言。
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让自己还能继续呼吸。
施特劳斯在药房的最后一段日子，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的。
不是他不想说，而是有些记忆，他自己也在回避。
开罗的任务——处决一个德国社民党议员，罪名是煽动工人破坏拜耳工厂。
但施特劳斯在执行任务之前，发现那个目标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一家拜耳工厂。
他真正的罪名，是拒绝为药房提供政治掩护。
任务他做了。
很完美。
目标死了，现场处理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他吐了。
不是因为身体的问题——他的抗性训练让他可以在中毒状态下维持高强度作战，一个暗杀任务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任何影响。
他吐，是因为大脑在拒绝接受这段记忆。
他的身体在替他的意志做选择——这件事我不想记住，所以我要把它吐出来。
他吐完之后，擦干净嘴，继续执行下一个任务。
第二次任务，是处决一个“叛徒”。
一个女上级，罪名是窃取组织内的资金。
处决前一夜，那个女人对他说了一番话。
施特劳斯复述给我听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背诵一份电报：
“你父亲不是不给笔记，是他发现了药房在测试毒气抗性——用孤儿。我们是证据。火灾是清理。”
他顿了顿，继续复述：
“这次处决不是真的，但我必须死。我已经受够了这里。他们预算你会放弃处决以表对上级的忠心。但请务必动手，然后活着回伦敦，找到一个叫‘七弦会’的地下组织。”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沉默了很久。
“她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说，“我也没问。”
我理解这种沉默。
当一个将死之人告诉你一件事，你不会去追问细节，不会去质疑真伪，不会去想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告诉你这些。
你只会记住。记住她说的话，记住她说这些话时的表情，记住她把这句话交给你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声音——
她在给你一条命，用她自己的命。
施特劳斯完成了处决。
然后在药房最高领导人暴怒之前，从开罗逃了出来。
从开罗到伦敦，他走了三个月。
不是距离的问题——开罗到伦敦，坐船不过几周。
他走了三个月，是因为药房派出了三波追击者。
他在欧洲大陆上辗转，穿过沙漠，越过海峡，从一个城市躲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假身份换到另一个假身份。
那三个月里，他试过联系德国领事馆。
他以为领事馆是中立的地方，以为那些挂着帝国鹰徽的建筑能给他提供庇护。
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踏上逃亡之路的那一刻起，七弦会就已经注意到了他。
他所有的联络方式，都被我们切断了。
不是出于恶意。
是因为我需要看他被逼到绝路之后，会做出什么选择。
他的选择是：不回头。
他没有向药房投降，没有试图联系任何过去的同僚，没有用任何“可能有用”的情报去换一条生路。
他只是跑，只是藏，只是等。
等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的机会。
那天晚上，在德罗斯公寓里，施特劳斯站在我面前，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想要你知道的东西。”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始说。
他说了药房的运作方式——那些表面上是企业安保、实际上是政治暗杀的灰色链条。
说了他们的训练内容——毒药抗性、格斗技术、心理塑造、忠诚度测试。
说了那些被用来做“抗性研究”的孤儿——和他一样的孩子，有些活着出来了，有些没有。
他说了很多。
但我注意到，他没有提到那本笔记。
他父亲的笔记。
那本他用命去换的笔记。
那本他交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的笔记。
我没有问他那本笔记的下落。
不是因为我不想知道，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他最后一道防线。
只要那本笔记还没被找到，他的父亲就不是白死的。
只要那本笔记还在世上的某个地方，他就有理由继续活着。
我不能把那个理由从他手里拿走。
他讲完之后，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我问他：“你想留下来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
他站在那里，看着壁炉里的火，看了很久。
那火光映在他眼睛里，像是两团小小的、快要熄灭的火焰。
“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他说。
这不是一个答案。
但对我来说，这比任何答案都真实。
施特劳斯加入七弦会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观察他。
不是因为不信任。
而是因为我需要知道，一个从药房那种地方出来的人，他的“忠诚”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药房里，忠诚是被训练出来的。
那些心理塑造、那些忠诚度测试、那些被植入意识深处的指令——一切都是为了让一个人变成一个工具。
一个不会思考、不会质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
但施特劳斯的问题从来不是不够忠诚。
他的问题是——他的忠诚被证明是一剂慢性服药。
他太容易把自己交出去了。
不是交给某个人，而是交给某种他认为是“对的”东西。
在药房里，他把自己交给了“组织”。
在逃亡的路上，他把自己交给了“活下去”这个念头。
在七弦会里——
他把自己交给了雷奥。
这绝对不是一个浪漫的说法。
虽然施特劳斯对雷奥的感情确实超出了普通的同僚关系，但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需要一个锚点。
一个让他觉得自己“属于”某个地方的理由。
雷奥就是那个锚点。
雷奥看不见，雷奥话不多，雷奥对爆破有一种病态的痴迷，雷奥的身体里有一半是冰冷的机械。
但雷奥是干净的。
他没有过去，没有阴影，没有那些被资本和权力玷污过的痕迹。
他只是一个在爆炸任务中失去了眼睛和右手、却依然把爆破当成“艺术”的怪人。
施特劳斯把自己拴在了雷奥身上。
他照顾他，保护他，在他看不见的时候为他描述这个世界的样子。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有一种我在他身上从没见过的……
安宁。
那不是训练出来的忠诚。
那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太久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盏灯。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施特劳斯，我会说：
他是一个需要“归属”的人。
这不是弱点。
这是他的驱动力。
在药房里，他把自己交给了组织。
在逃亡的路上，他把自己交给了“活下去”这个念头。
在七弦会里，他把自己交给了雷奥。
每一次交出去，他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他不再漂泊的东西。
但问题是——他交出去的，往往比他得到的多。
药房拿走了他的童年，拿走了他的父亲，拿走了他的信任。
逃亡拿走了他的安全感，拿走了他的睡眠，拿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期待。
如果他把自己交给七弦会的方式，也是这样毫无保留的话——
那么有一天，当七弦会需要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付出。
这不是愚忠。
这是一个从小就被训练成“工具”的人，对“归属”这两个字的病态渴望。
我见过他执行任务时的样子。
冷静，高效，不留余地。
和他在雷奥面前的样子判若两人。
那不是一个“猎犬”在追逐猎物，那是一个从小就被教会了“完成任务才能活下去”的孩子，在用他唯一知道的方式活着。
他永远不会背叛七弦会。
不是因为忠诚，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
这一点，我很清楚。
但我也很清楚另一件事——他的崩溃是迟早的，而且是系统性的、不可逆的。
不是因为他不够强。
而是因为药房在他身上留下的那些东西，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
那些毒素还在他的血液里，那些指令还在他的意识深处，那些被强迫记住的画面还在他的梦里反复出现。
他可以跑，可以藏，可以把自己拴在雷奥身上——但他不能把那些东西从他身体里挖出来。
我见过他呕吐的样子。
不是在开罗那次。
是在七弦会的一次任务之后。
那次任务很简单，处理一个雇主要求处理的小爬虫。
施特劳斯做的，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任务结束之后，他走到巷子尽头，扶着墙，吐了。
他以为没有人看见。
但我看见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不是在吐。
他是在把他的大脑拒绝记住的东西，从身体里排出去。
他的身体在做他的意志做不到的事。
我不知道他能撑多久。
一年？五年？十年？
也许有一天，他会撑不住。
那些被他压抑了太久的记忆，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把他淹没。
也许到那时候，雷奥能拉住他。
也许不能。
但至少现在，他还在。
他在雷奥身边，在七弦会里，在这个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家”里。
这就够了。
这份档案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
但我还想加一段附注。
是关于那本笔记的。
施特劳斯从来没有提过那本笔记的下落，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但去年冬天，我在整理格温娜维尔从欧洲那边传回来的情报时，偶然发现了一条信息。
拜耳公司内部档案中，有一份编号为“G-7712”的文件，标注为“毒素合成配方（18xx）”，归档时间恰好是施特劳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
文件的调阅记录显示，过去八年里，这份文件被调阅过十七次，每次都是拜耳的高层或者军需部的人。
我没有告诉施特劳斯这件事。
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如果他父亲的笔记真的在拜耳的档案室里，那就意味着，他当年交出去的那些东西，从来没有被销毁过。
那些用他父亲的命换来的“成果”，还在被人使用，被人研究，被人用来做更多的事。
而如果他知道这些——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
也许他会去把那本笔记拿回来。
也许他会去烧掉拜耳的档案室。
也许他会去把那些调阅过笔记的人，一个一个地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
算了。
有些事，不需要想太多。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他在七弦会里待着。
让他在雷奥身边待着。
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那本笔记，还有一些值得他留下来的东西。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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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记录人： 奥尔菲斯·德罗斯
记录时间： 18xx年12月
档案密级： 会长亲阅·不存档于七弦会核心资料库